錢穆賓四先生 行誼述略
本文轉載自五十年十月新亞學報第十六卷
錢先生江蘇無錫人。諱穆，字賓四：原諱恩鑅，民國元年更名。以清光緒二十一年（一八九五）陰曆六月初九日（陽曆七月三十日）出生，世居縣東南四十里延祥鄉嘯傲涇七房橋之五世同堂大宅，地在蕩口鎮西五里。先生世代書香。曾祖繡屏公，國學生，祖鞠如公治五經、史記，極精勤。父季臣公諱承沛，幼有神童之譽，雙目炯炯有光輝，習詩賦，入泮第一；但自此絕意功名。為人仗義直言，不以個人私利介懷，故為族人鄉里所尊，凡有爭端，得公一言為決，教子有方，委婉不責，任其自悟。惜與鞠如公皆以英年早逝。先生天賦聰悟，目如季臣公。能強記，少習古文，朗讀三過即能背誦。尤愛小說，年九歲，父執以三國演義相試，隨章回，不失一字，且攜摩人物個性身份作表演，傳為美談。
先生七歲入私塾，十歲入蕩口鎮私果私育小學，肆業四年。體育教師錢伯圭先生，鄉里之望，實乃革命黨人，以民族思想相啟導，先生民族意識特濃，實萌芽於此。又讀蔣方震所譯修學篇，書中選錄西歐不經學校正規教育而自學成名者數十人，述其苦學情事，對於先生後來治學，影響亦巨。
高班教師華紫翔先生授各體古文，與魏晉南北朝諸短賦。顧子重先生通中西，又精歷史輿地之學。其他諸師亦多鄉里宿儒，舊學基礎深厚，兼能接受新知，所授課文，經史子集無所不有。先生晚年仍自謂治學蹊徑，實由果育諸師啟之。
先生十二歲喪父，家徒壁立，寡母及兄弟四人，仰本族懷海義莊撫卹生。明年，與長兄聲一先生投考常州府中學金。先生肆業府中三年餘，深得監督（如今校長）屠孝寬元博先生之愛護，而治學則受呂思勉誠之先生影響最大。誠之先生為校中最年輕教師，任歷史與地理兩課，時有鴻議創論，同學爭相推敬，而對於先生深為獎掖。先生成名後，仍常與誠之先生作學術切磋，互相欣賞，互有補益。余曾為文，推崇兩位先生與陳寅恪、陳援庵先生同為前輩史學四大家。核實論定，應無異議。（此處所謂前輩，以余曾及睹其風采，或讀其書時，其人尚健在者為限。）
宣統二年冬，先生因故退學，偶見譚嗣同＜仁學＞一書，讀之大喜，即私去長辮。明年春，轉入南京私立鍾英中學五年級，每晨聞環城軍號胡笳聲，復心儀陸軍學生之壯肅步態，常思出山海關，與日俄對壘。是年秋，升讀六年級，適會武昌起義，學校停辦，遂致輟學。讀先生＜八十憶雙親＞與＜師友雜憶＞兩書，雖然中學教育尚未受畢，但幼年在家與中小學七年餘，受父祖慈母與諸良師之教益殊多，立己處人處事以及治學艮基與方法，乃至娛樂興趣，一切皆植基於此一時期之優良環境。尤可歎異者，清末民初之際，江南蘇常地區小學教師多能新舊兼學，造詣深厚，今日大學教授，當多愧不如，無怪明清時代中國人才多出江南！先生少年時代雖然經濟環境極為困難，但天資敏慧，意志堅定，而稟性好強，在如此優良精神環境中，耳濡目染，心靈感受，自能早有所立，將來發展，自不可量！三兼創辦人奏仲立先生乃績學之士，文理兼長，崖岸自高，藏書豐富，但不輕示人；驚於先生才思不群，終成忘年之交，切磋益友，乃獲讀奏家藏書，始得嚴復諸譯者，得益匪淺。民國二年，先生轉入鴻模小學任教，即前果育易名。先生雖已輟學任教，但常以未能進讀大學為憾。其時北京大學招生廣告，考生須先讀章學誠＜文史通義＞，入學後則以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後易名＜中國古代史＞）為教本，先生即日勤讀此兩書，尤喜章氏書，對於後來治學趨向，有深遠影響。
民國三年夏，無錫縣創立六所高等小學，梅村槙一所為第四高小，設校於泰伯廟，（ 縣東南三十里。）邀先生任教。先生就讀常州中學時，染有抽煙習慣，及到梅村，課文有勸戒煙一篇，因念自己抽煙，何以教誨諸生，遂決心戒除，數十年不犯；直到江南大學任文學院長，會議頻繁，甚感無聊，始再抽煙作消遣。先生每悟一事，即身體力行，此為一例。又如讀曾文正公家書，教人讀書，必自首至尾，通讀全文，遂即遵行，數十年不懈，複如讀一本衛生書，謂人之不壽，多由忽略健康教育。自念父祖及不少親長多不之年，可為殷鑑，遂痛下決心，力求日常生活規律化，作息散步有定時，至老不衰。
先生為學善模仿，善變化，喜新知，勇創見，而能悉心追求，每從細小事故中徹悟大道理。如此種種，均在任教小學時代表現無遺。如授＜論語＞課，適讀＜馬氏文通＞，文通論字法，即仿其例論句法，成＜論語文解＞一書，為先生第一部著作。又如讀＜墨子＞，開卷即覺有錯字，愈讀愈疑，遂奮筆逐條列出，加以改正，成讀墨闔解一稿。但念＜墨子＞乃名著，傳世已久，此類錯誤當早有學人指出。試翻辭源，知有孫詒讓＜墨子閒詁＞一書，急求讀之，凡先生所疑，閒詁皆已指出，並有詳確證據，讀書精博，歎為觀止，乃自知孤陋幼稚，有如初生嬰兒之對八十老翁，相去太遠。自此始遊情於清代校勘考據訓詁之學，力求精進。
民國八年秋，先生改任后宅鎮泰伯市立第一初級小學校長，時年二十六。先生在高小任高班教師多年，適會美國杜威博士來華，講教育哲學，先生讀其講辭，深感興趣，但與中國傳統教育思想大異，故欲改入初級小學，得與幼童接觸，作一番實驗；再者當時學人提倡白話文，初小教科書已全改為白話文體，先生極欲親自察看白話文體對於幼童初學之利弊得失。因此在一個偶然機會中，毛遂自薦，擔任小學校長，俾能親自體察究竟如何？先生到任，教師連自己僅三人，每事相商；乃別出心裁，改變教學法，務使課程規章生活化，學生生活課程規章化，以其兩方面融為一體。因此廢除體操唱歌課程，但每日上下午必有體操歌唱，全體師生參加，成為學校全體活動。後加國語，亦採同一方式。又廢除體罰，而隨事誘導。作文課，常帶學生到校外，隨事指導學生觀察討論，自由發揮，只如一種生活。如此種種新實驗，獲得各方面之滿意與贊許。施之勉先生任廈門集美學校教務長，曾讀先生文，深為推許。
民國十一年秋，推薦先生任高中部與師竹軋部三級畢業班國文教師，此為先生任教中學之始。到學，與之勉先生一見如故，至老不衰，次日開課，首講曹操述志令。此文僅見於＜三國志．裴注引＞魏武故事，千載讀者都末重視。先生指出此文顯示漢末建安時代，古今文體一文變。諸生聞之，大為欽服。今讀曹文，果然。先生治學，慧眼獨具，此為又一事例。
民國十二年秋，無錫江蘇省立第三師範資深教席錢基博子泉先生推薦先生到同校任教。學校舊例，國文教師隨班遞升，從一年級至此班四年級畢業，王回任一年級。國文一科外，每年必兼開一課，第一年文字學，第二年論語，第三年孟子，第四年國學概論，教者各自編撰講義。先生第一年文字學，講文書大義，未付印。第二第三年，分別編撰論語要略、孟子要畈；第四年編撰國學概論，後亦續成完稿；並前在梅村無錫縣四高小所編論語文解，共四稿，為先生正式著作之始。
民國十六年秋，轉入江蘇省立蘇州中學，任最高班國文教師，兼班主任，亦為全校國文課主任教席。本校為前青紫陽書院舊址，藏書甚豐，校園有山林之趣，三元坊、孔子廟、南園遺址，均在近地，先生課暇，徜徉田野間，較梅林泰伯廟外散步，尤勝百倍。先生在蘇中時代，課外研究工戶主要者為撰述＜先秦諸子繫年＞。四川蒙文通先生，前曾讀先生先秦諸家論禮與法一講詞，以為與其師說相近，來長信討論，此時到南京，聽歐陽竟無講佛學。一日來蘇州相訪，同遊靈巖山數日，付仰湖天，暢談今古。蒙先生便中披覽諸子擊年，以為體大思精，極為欣賞。其時蘇州顧頡剛先生，由廣州中山大學轉赴北平燕京大學任教，路過蘇州，留家小息。一日由東吳大學陳天一先生相偕來訪，此為兩位先生相交之始。顧先生讀繫年，謂先生宜到大學教歷史，不當久在中學教國文，遂向中山大學推薦，繼彼後任。不，久中山大學來電致聘，但蘇中校長汪懋祖典存先生曰，先生到大學任教乃遲早事，我明年亦將離校，先生能否再留一年，因此不果到廣州。民國十九年秋，顧先生又推薦先生到燕京大學任教，時年三十六。先生既不能到中山大學，頡剛先生促為＜燕京學報＞撰文。先生前讀康有為＜新學偽經考＞，心有所疑，遂撰＜劉向歆父子年譜＞，辨康說之非。頡剛先生正主講康有為，先生此文不啻與顧諍議，但顧先生絕不介意，既刊先生文，又特推薦到同校任教。此種胸懷殊為難得，故先生每提起此事，總歎頡剛先生之胸襟，最不可及！先生到校，任大一大二兩班國文。課餘多暇，就諸子繫年續加增補，並作通表，並作通表，付商務刊行。大學規模大，先生開始意識到職業與私人生活大不相同，當於職業外，自求生活。念在大學任教，推當一意努力學業，傳之諸生，不宜過問他事，遂決意此後不擔負任何行政責任，庶能使職業與生活不相衝突。但終感教會學校環境，不易適應，故一年即辭職。
民國二十年夏，先生在蘇州，得北京大學聘書，及到北平，清華亦請兼課。先生云此殆皆出頡剛先生預為安排者。後又為情面所迫，在燕大興師範大學兼課。先生任教北大歷史系是為先生講授歷史課程之始。第一年開課三門，中國上古史與秦漢史皆為學校指定必修課；另一選修課由先生自定為近三百年學術史。其後撰成＜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在商務刊行。中國上古史本多可爭議處，當時北平治上古史者特多，北大講學自由，歷史系除先生所開上古史為必修課之外，別開八門選修課，由各教授分別講授，但意趣各異。故先生謂，「 當時在北大上課，幾於登辯論場 」，足見當時上古史學之盛。不僅上古史如此，其他課程，亦受人注意，教授講義稿，發到講義室，校胥外人人可向講義室預定，往往教者尚未講，但講義已流傳校外，眾相討論。當時北方學術空氣如此濃厚，殊非今日所能想像！
次年先生選修課，改為中國政治制度史。但歷史系負責人，以為今已民主時代，此前中國君主專制，不必再講，是以歷史系學生無一人選課。但去學院院長周炳霖先生以為政治系同學只知西洋政治，不知中國政治，遂有政治系全班學生選聽此課。稍後歷史系同學多來旁聽，乃知中國君主專制政治，亦有可討論者。其後刊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即為此課程講義之簡編。其後中國通史為部定課程，但北大由多人分時化講授，先生謂，多人講授，彼此不相通貫，失去通史意義。
民國二十二年秋，學校請先生一人獨任此課，並特置一助教。先生認為通史必須於一年內，自古至今，一氣講授完畢，絕不可有首無尾，有失通史課程之精神。因此開課第一年，集中全副精神，為此課作準備，務期章節間彼此相關，上下相顧，俾學生對於中國歷史能有一貫而全面概括性瞭解。先生寓所距太廟不遠，廟側古木參天，散佈於大草坪中，景色幽靜。草坪有茶座，但遊客甚稀。通中每週兩次，每次兩小時，課前一日，先生例到草坪茶座，擇幽靜處，斟酌講稿，一年講畢，幸能不失初志。通史為文學院新生必修課，但高年級與其他學院、其他學校學生旁聽者亦不少，每堂常近三百人，坐立皆滿。當時北平人文薈萃，先生在北平首尾八年，交遊益廣，除顧頡剛、胡適之、蒙文通，前在蘇州已相識外，新交有傳斯年、湯用彤、陳寅恪、周炳霖等三四十人，時相切磋。此諸學術界友人皆學有專長，世局雖艱，而安和埋首，著述有成。當時北方學術界可謂鼎盛。又其時北平如一書海，書肆搜存古籍刊本、明清手稿極富。先生得暇，常至琉璃廠、隆福寺訪尋故籍，自謂平生一大快事，學校薪金，除菜米外，盡耗於此，凡得五萬餘冊，內有不少秘笈。七七事變，無力遷藏，遂致散落。
當時北平學術界既人才鼎盛，藏書又極豐富，故學術著作真如雨後春筍，專業性刊物如食貨、禹頁等亦愈出愈厚，呈現一副蓬勃氣象，稍假時日，中國學術界必有一番新風貌出現。但日本侵逼不已，戰端遂開，北平學術聲光頓意。八年抗戰，雖能疆土重光，但學壇元氣大傷，光采無存，至今未復，可為一歎！
先生稟性愛好大自然，任教北平期間，遍遊近郊名勝。又曾四次遠遊。第一次民國二十二年，與北大諸生結伴，暢遊濟南大明湖、曲簞孔林，與泰山諸勝。第二次，與清華師生結伴遊大同，觀雲岡石刻，西至歸綏、包頭。第三次，一人獨遊，至武漢，登黃鶴樓，參觀武漢大學。乘江輪至九江，遊廬山諸勝，湯用彤先生有宅在牯嶺，盤桓甚久；復乘江輪回無錫鄉間小住。第四次民國二十六年春，復與清華師生，同遊開封、洛陽、西安三都諸古蹟。歸途遊華山，由蒼龍嶺，扺一線天，歷登諸峰。華山險峻，為諸嶽之最，緬想韓昌黎遊此，不能下山故事。
民國二十六年，七七事變，抗戰軍興，先生與同事結伴南行，由海道至香港，經廣州至長沙，復南行至南嶽文學院臨時院址，遍遊諸勝蹟。學校旋遷昆明，先生結隊經桂林，水路下陽朔，沿途風景最勝。復經廣西南部過鎮南關，轉赴昆明，旋復南至蒙自，以就文學院。同事陳夢家先生前曾選讀先生課，此時常相過從，力促先生撰寫通史教科書，以應時代青年迫切需要，先生意動，＜國史大綱＞之撰述，實由夢家先生促成之。其時文學院復遷昆明，遂借得宜良北山岩泉下寺一別墅，極清靜，後移上寺，更清幽。寺中一人獨居，集中精神，期一年完成。其間曾由滇人李埏先生伴遊路南石林、石孔洞、大瀑布。石林者，遍山石筍嶙峋。尤奇者，山前有廣闊青蔥草坪，巨石平地拔起，高聳雲霄，有如春筍，而排列有序，殆若天工，真為天下一奇觀。學校課程排在星期四五六晚間，每星期四午後乘車到昆明上課，星期日清晨返山寺，故每週得四天半之間暇，不交一言，靜思著筆，幸能於一年內畢功。先生云「回思當年生活，真如在仙境」。
先生在北平講授中國通史四年，及來昆明復講兩年，每星期四晚間開講，校外旁聽者爭坐滿室，先生上講壇，須登學生課桌，踏桌而過。蓋時在九一八、七七事變後，國人民族意識高漲，先生學養深厚，史識卓拔，才思敏捷，亦擅講演天才，加以自幼民族情懷熱烈，並又正當壯年，精力充沛，詞鋒所扇，動人心絃，故諸生折服，爭相聽受，極一時之盛。六年講授既畢，＜國史大綱＞亦已成書，先生遂亦離挍，東歸待母。
民國二十八年夏，先生經香港、上海歸蘇州，深望慈母，故夫人亦率子女自北平來會，遂擇居耦園幽僻地，除間中至上海晤誠之先生外，杜門不出。生活多暇，每日上午習英文，閱讀一部美國學人所著世界史，雖無所成，但得益不淺。下午至晚間，選述＜史記地名考＞。此書雖僅為一部工具書，但編排組合，別具心裁，與一般工具書迥別。先生著述總與尋常不同，於此可見。
先生離開昆明之前，顧頡剛先生向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學社商得專，在遷徙成都之齊魯大學成廿國學研究所，邀先生同往開辦。先生東歸在即，受其聘，但請假一年，二十九年夏，始到成都履任。齊魯大學在成都南郊華西壩，研究所則在北郊崇義稿賴家花園，距城三十餘里，地靜書富，深為愜意。會武漢大學歷史系諸生，感師資陣容不強，請學校邀約先生與呂思勉誠之先生等來校任教，校長王星拱撫五先生俯納諸生陳情，通函接洽，先生僅許講學一個月。
民國三十年三月到嘉定踐約，講授中國政治制度史導論，與秦漢史兩課；並到岷江對岸凌雲大佛左側烏尤寺復性書院，講中國史上政治問題。書院為馬一孚先生所創，專講理學佛性，不與武大師生往來，而邀先生講演，且不避政治史論題，殊為意外。其時＜國史大綱＞剛出版。此書多具創見，只觀其章節標題，點出每個時代之動態及其特徵，已見才思橫溢，向非一般刻板僵化死氣沉沉者可比。尤極難能可貴者，往往能以數語，籠括一代大局。如論春秋戰國大勢云：「 文化先進諸國逐次結合，而為文化後進諸國逐次征服；同時文化後進諸國，雖逐次征服先進諸國，而亦逐次為先進諸國所同化。」此數語切中事機，精悍絕倫。吾人可伸而論之，前世如商之滅夏，周之滅商，後世如北魏南牧，遼金侵宋，清之滅明，結果影響皆可作如此觀。在此進展中，華夏文化疆域逐次擴大，終形成疆土一統、文化一統廣土眾民大國局面。其他勝義紛陳，不能盡列。而＜引論＞一篇，陳寅恪先生謂為近世一篇文文章。陳先生為文雖在專業，但具通識，宜有此論！
先生前在北平與昆明講通史，本已哄動一時。此刻抗戰正在艱苦階段，此書刊出，寓涵民族意識特為強烈，復在重慶等地親作多次講演，一以中華文化民族意識為中心論旨，淚勵民族感情，振奮軍民士氣，故群情向往，聲譽益隆，遍及軍政社會各階層，非復僅為黌宇講壇一學人。國家多難，書生報國，此為典範，更非一般史家所能並論。賴家院僻處鄉野田疇間，竹樹小溪環之，為讀書佳境，研究員、助理員十餘人，各自鑽研，每星期六舉行講論會一次，每月出外旅行一天。講論會分組輪流，每次由一位研究員兩位助理員講演或報告，然後共同討論。其時余亦來所從先生問學，深感最得益處，乃在講後聽先生論評其是非得失，或作補充。往往諸生提出具體豐富之資料，得出正確結論，但不能伸論此項結論之意義；經先生加以發揮闡明，乃見此項結論意義重大。如此教示，真如畫龍點睛，乃見生動靈活，啟發諸生能於深入研究得出結論後，站在堅強材料基礎上，作籠照全局之凌空發揮，以顯現論著之光輝性。在此期間，先生先後到重慶中央訓練團，或遵義浙江大學等地講學歸來，即埋頭讀書寫作，先後完成＜清儒學案＞與＜中國文化史導論＞等書。學案係教育部奉蔣中正先生之命，特請先生編撰者，惜原稿在教部復員途中，墜落江流，僅存序自。
民國三十二年秋，齊魯研究所停辦，先生轉在華西大學任教，兼四川大學教席。得暇遊灌縣青城山，居靈岩山寺，西至老人村，乃唐宋以來一處世外桃源，村民數百家，年逾百歲者常十餘人。先生在四川數年，竟以講學繁忙，未及遊峨眉，經三峽、創閣、秦嶺棧道諸勝境，每以為平生之憾！抗戰勝利後，先生以時事方擾，暫時不欲遽返京滬平津繁華地。民國三十五年，滇人于忠義創辦五華書院，邀先生任教。念戰後昆明環境寧靜，欣然應之，後亦兼雲南大學教席。先後居翠湖與公園唐繼堯舊宅。授課以中國思想史為主，閱讀以禪師與新道教為主，此為先生治學之又一趨向。其時在偶然機會中得識滇中老伶工栗成之，精滇劇，一舉一動，皆深具功失，妙得神情，先生自謂，每聽一次，即多得一次領悟，為滇行一大奇遇。先生多年胃病，不能根治。友人有云，人到老年，倍宜鄉食，先生以為然。
民國三十六年，無錫榮家創辦江南大學，屢次邀約任教，三十七年春，遂東返。時唐加毅先生亦在校，為兩位先生論交之始。校舍新建，在縣西門外太湖之濱山坡上，風景極佳，常雇小舟，盪漾湖中，幽閒無極，成＜湖上閒思錄＞一書。是時又撰成＜莊子纂箋＞一書，尤為近代莊子研究之突出著作。民國三十八年春，先生與君毅先生應廣州私立華僑大學之聘，旋隨校遷香港。前在廣州，與張其昀、謝幼偉、崔書琴諸先生有約，在香港辦一學校。先生到港後，該校已定名亞洲文商學院，內定先生為院長，並已自教育司立案。先生自以不能粵語與英語，甚感為難，但其事已定，只得勉強應承，並邀請唐君毅與新知張丕介兩位先生共同效力。
學校以民國三十八年十用開學，夜間上課，學生六十人。明年秋，別創辦自校，名新亞書院，申請立案為香港當時唯一私立不牟利學校，請趙冰先生為董事長。承新交上海商人王岳峰先生斥責，在九龍桂林街頂得新樓三楹為校舍。初期同事僅君毅、丕介等少數人，旋有吳俊升、任泰、劉百閔、羅香林、張維翰、梁寒操、衛挺生、陳伯莊、程兆熊、楊汝海等亦來任教，或純盡義務，為當時國內學人來港者之一薈萃地，故亦特為香港教育司所重視。學生來源多為大陸流亡青年，約近百人，多得免費。學校課程之外，又設公開學術講座，每週末晚七時舉行，校外來聽講者，常七八十人。學校初期經費僅恃王岳峰先生支持；但王先生並非富商，不能久支，同人盼先生到台北，希望獲得支援，遂有民國三十九年冬台北之行。承各相關機構邀宴，垂詣校政，先總統 蔣公邀晤餐敘，由總統府每月先撥出三千港元支持學校經費。事定，應邀到台灣中南部各學校及陸海兩軍校講演；北歸，又在師範學院連續四次講演，題為文化學大義；在國防部總政治部連續七次講演，題為中國歷史精神；而＜人生十論＞亦就各校講詞整理而成。
民國四十年秋，為現代基本知識叢書撰成＜中國思想史＞。是年冬復到台北，明年春承何應欽將軍邀約，在總統府戰略顧問委員會作連續五次講演，題為中國歷代政治得失，即就前在北大講稿，增補再講之，後出書，甚為海內外學人所重。是年四月十六日，應朱家驊先生之邀，為聯合國中國同志會作一次例行講演，借淡江文理學院新建驚聲堂為講壇。講詞方畢，屋頂水泥大塊墜落，聽講者立法委員柴春霖重傷不治，先生頭頂亦破，但未深入腦部，幸能康復，時年五十八。
民國四十二年夏，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住任盧定先生來香港，受雅禮協會之託，擬在香港或台灣、新加坡覓一學校或醫院，提供補助發展。首約先生晤談。盧一一詢問，先生就辦學宗旨與情形，一一直率相告，遂定議協助。但先生提出一項先決默契，雅禮只可派人駐校聯絡，絕不能過問校政，盧氏亦同意。遂每年協助二萬五千美元為經常費；乃具函辭謝總統府贈款。
民國四十三年夏，先生又到台北，應蔣經國先生邀約，在救國團作連續四次講演，題為中國思想通俗講話。明年秋，又應教育部之邀，率領訪問團到日本作報聘訪問，所至以東京、京都、奈良三地為主。在京都、東京大學作公開講演，深感日本上下對於前次侵華戰爭並無懺悔意，而日本社會則在大變化中，左傾趨向尤堪警愓。其後定居台北，復兩度到日本韓國訪問，獲讀不少韓國理學家書，歸來有所述作。
民國四十三年秋，新亞在嘉林邊道增租新舍，兩處上課。旋復由盧定先生洽得福特基金會捐款為新亞建校舍，擇址農圃道，由港府撥地興建，四十五年落成。新亞之創辦以儒家教育理想為宗，旨故校內懸掛孔子畫像。其時雅禮協會代表建議，並掛耶穌基督像，先生以為新亞非教會學校，此項意見有違當初協議，斷然否決。先是亞洲協會艾維先生與新亞久有聯繫，新亞獲雅禮之協助頗賴其促成。不久艾維又與先生協議，在太子逆租樓，籌辦研究所，培養學術專才，但艾維先生不久即離任。
至民國四十四年春，哈佛賴謝夫先生來喜林邊道相訪，定議協助研究所支付獎學金、圖書費，並出版學報。至此研究所始能正式招生開辦，兩年畢業，成績優良者留所為助理研究員，有至十年以上者。又四十三年，哈佛燕京學社來函，請新亞選派年青教師到哈佛訪問，但無年齡適當人選。明年又有來函，遂推薦研究生余英時，以助教名義應徵，是為新亞研究所派赴國外留學第一人。其後新亞學生遠赴美歐日本遊學任職者，不勝縷列。當時香港興辦私立書院七八所，獨先生所辦新亞得美國雅禮哈佛多方面作財力支持，深為香港政府所注意，遂於民國四十四年港大畢業典禮中頒贈先生名譽博士學位，以示尊重。
民國四十五年一月三十日，與胡美琦女士締結良緣。夫人為江西大家，先就讀廈門大學，隨家避難來港，曾在新亞求學一年。後至台灣，任職台中師範圖書館。先生在台講演受傷，赴台中休養，夫人每日抽暇伴侍，遂漸建立感情，旋就讀台北師範大學，四十三年畢業，亦來香港，復得日常相見，終結連理。新亞創校以文史哲為基礎，及得芏國各方面協款穩定發展。四十六年二月，首創藝術專修科，發展為藝術系，又組國樂團作課外活動。先生自幼重視藝術，此亦為一項理想之實踐。四十九年復得雅禮代表羅維德協勵，成立理學院。新亞創辦獲美國多方面協助，美國各教會又支持創辦崇基書院，繼而亞洲協會出資集合當時其化五所私立書院，成立聯合書院，三校皆由美國協助興辦，香港政府乃有集合三校創辦一所公立大學之議。新亞同人多持異見，先生以為新亞建校之初，本供早期大批青年難民就學機會，今時局已定，為學生前途著想，應交付港府負責，且本人亦感精力日衰，辦學與研讀已難兼顧，當量才性，漸能擺脫行政工作。參加大學之議遂定。
民國四十八年秋，耶魯大學函邀在其東方研究系講學半年。先生乃邀請前教育部次長吳俊升士選先生為副校長，代主校務。港府以吳先生為國民政府前任官員，黨政色彩濃厚，諸多顧慮，經先生堅持爭議，終獲港督特別批准。學校主持有人，先生乃於明年正月，經日本到美國踐約，授課兩門，美加學生四人，而華人在耶魯任職者乃有十餘人，由李由意先生翻譯，故能暢所欲言。課外多暇，一方面補讀英文，一方面續寫＜論語新解＞。學期結束，耶魯特頒贈名譽博士學位，校長請李田意先生在典禮中，以華語作介紹，據云耶魯典禮中未曾有此先例。先生在美國半年，先後到波士頓、紐約、華盛頓、芝加哥，在哈佛東方學研究所、砍倫比亞丁龍講座、中美文化協會、芝加哥大學講演，復由芝加哥繞經大峽谷，到舊金山、西雅圖，折返芝加哥水牛城，遊尼加拉大瀑布，轉赴加拿大多倫多，復返美到紐約，中途作千島遊，再由妞約到英國，踐半年前之約。富爾敦爵士邀至其家，討論香港創辦新大學事，為校長是否用華人，數度爭持，最後定議入華人為之。後乃遍遊倫敦諸名勝，深感英國人極為保守，而社會閒逸，與美國迥異。再轉巴黎，又感法國民風閒逸之情，又勝於英。會學校有事，函促速歸，乃急轉羅馬回港，擇居沙田西林寺後山。其時富爾敦又來港，議校名，先生主張不如逕名中文大學，眾無異議。大學成立，先生即辭新亞校長職，時為民國五十三年夏。
自辦亞洲文商至此，前後十六年，先生自謂為平生最忙碌時期。董事會定議，先休假一年，明年離職。先生休假之始即移居青山灣兩月，寓所為一小樓房，環境幽靜，尤勝沙田。擬定退休後生活計劃，首為撰寫＜朱子新學案＞。五十四年夏，南洋大學商請任校長，馬來亞大學遊請講學，先生不欲再涉行政，遂應馬來亞之聘；但不勝南國濕氣，胃病復發，明年二月即返香港，仍寓沙田舊址。其時香港難民潮驟起，乃於五十六年十月遷居台北。承先總統蔣公禮遇，公費建築庭園小樓，背山臨溪，署榜素書樓。先生幼居五世同堂大宅第三進素書堂側，故以名新居。明年七月，以百分之九十最高票，當選中央研究院院士，象微中國文史學界同異學派之結合，尤具重大意義。鄉居多暇，得哈佛支助三年研究費，專心撰寫＜朱子新學案＞，前後七年成書。自謂不卸新亞校政，絕不能成此專著。學案既成，遂應張曉峰先生之約，任中國文化學院歷史研究所教席，在家授課，台灣大專師生多人旁聽，成＜中國史學名著＞與＜雙溪獨語＞兩書。復應蔣復聰先生之約任中央博物院特聘研究員。院在素書樓對面，得每日到院讀四庫全書中宋元明理學諸集，續有選述。其他著述有＜孔子傳＞與＜理學六家詩鈔＞等書。先生不能寫詩，但受誦詩，以為吟他人詩如出自己肺腑，亦為人生一大樂趣。旋自編＜中國學術思想史論叢＞，分時代為八冊，為先生平生有關中國思想論著作一結集，但＜莊老通辨＞、＜兩漢經學今古文評議＞、＜中國學術通義＞等仍各獨立為書。
民國六十六年，先生年八十三，胃痛劇作，幾不治。明年春病漸癒，但兩已不識人，不見字。會新亞創設錢穆講座，堅邀先生為第一次 講演人，情不能卻，講題為從中國歷史看中國民族性及中國大化，凡六講，為時三適。又明年，新亞創校三十年紀念，先生年八十五，復來香港，首先熱心協助新亞之耶魯盧定先生亦來港赴會，兩人回今前塵，感慨不已！
民國六十九年、七十年，復兩度來港，獲與留居大陸三子拙、行、遜，易輝，及長姪偉長先後相見。三十餘年海天違隔，幸能一晤，自感快慰。七十三年七月，先生復來港，在港門人為先生慶祝九十壽辰，大陸子女與嫡孫亦得來會。其時先生精神仍甚健旺。七十八年，新亞創校四十週年，先生以九五高齡，仍能到港參加紀念會，於新亞、於先生個人，皆為一大可欣喜事，但先生健康已如前！
民國七十五年，先生九十二歲生辰，在素書樓講最後一課，告別杏壇。故總統蔣經國先生念先生學林泰斗，民之碩望，特禮聘為總統府資政，以表國家尊學崇德之忱。今年五月遷寓台北市城內杭州南路新居。先生勞碌一生，至此始有自置寓所。
先生年七十時，已患青光眼，自此目力日弱，閱讀漸感困難，八十四歲兩眼已盲，但先生一向下筆千言，字甚工整，論文數竹字，常只改數字，即可付印。及入老境，目不見字，但展紙落筆，亦只偶有一兩字重疊，故仍能撰文，惟不能親筆改訂，必賴夫人誦讀，再指示增補。是以先生晚年仍能著述不輟，最後出書乃名＜晚學盲言＞，雖云自謙，亦是紀實。先生壯年時代，雖體魄強健，但為傳統書生，不能自我料理生活。抗戰其間，輾轉後方，無家人照料，常致胃病大發，苦受折磨；直到香港成婚，生活始上軌道。夫人篤受情深，加又心向學術，以為維護先生健康，即為學術盡一分神聖責任，故於先生起居飲食，精心照顧；意趣情懷，體貼入微。伉儷情濃，老而彌篤，舊新友生，同聲歸美。最近數年，先生腦力大衰，時或失去記憶，且不能進食，夫人千慮百計，尋醫進藥，期能延年於萬一。但年事已高，心力衰竭，終以今年八月三十日上午九時許，安祥中一暝不視。魁斗星沈，士林震悼！
民國六十三年，先生年八十。生辰之前，偕夫人南遊，寓黎山、武陵農場等地，選成＜八十憶雙親＞，後又撰＜師友雜憶＞。讀此兩書，先生幼年環境與一生行誼，歷歷在目。雖終一生只為一介書生，但治學之暇，喜遊歷，醉心大自然山水幽寧中，得人生至趣；又於棋舌遊藝無所不愛；交遊頗廣，論議敏健，先後辦學，一以理想為依歸。兼此諸端，可謂多采多姿，此又非並世學人所能企及者，亦可謂學林一異人！惟先生最成功之一面，仍在史歷研究。
綜觀先生一生治學，少年時代，廣泛習讀中國古籍，尤愛唐宋韓歐至桐城派古文，後始漸趨向學術研究，壯年以後乃集中向史學方面發展，故史學艮基特為廣闊，亦極深厚。再就先生治學途徑發展程序言，先由子學入門，壯年時代，最顯著成績偏在考證功夫，中年以後，以通識性論著為重。但不論考證或通識論著，涉及範圍皆甚廣泛，如政治、如地理，亦涉及社會與經濟，惟重心觀點仍在學術思想，此仍植基於青年時代之子學愛好，是以常強調學術領導政治，道統超越政統。
近六十年來，中國史壇甚為興盛，名家大師輩出。論根柢深厚，著作宏偉不只先生一人；但先生才氣磅礡，識力深透，文筆勁悍，幾無可比倫。直到晚年，後輩學人從先生問學，仍常感到先生思如泉湧，能隨時提出新觀點；退而思之，大多實有理據，並非恣意想像之說。惟先生天份太高，所提論點，往往如天馬行空，讀者未必人人都能理解，都能接受。但先生任何論點，多富啟發性，好學深思者，讀先生書，不論能否領受，皆能獲得一些啟示，淚發讀者別開蹊徑，不致執著，拘守成說，不能發揮。此為先生著作除了建立本身論點之外，對於史學教育之另一項頁獻，殊為難能！
先生今以九十六高齡謝世，亦標識前一輩史學界之落幕。先生雖已作古但遺留述作極為豐富，供今後學入含英咀華，必將有更深遠之影響！一九九零年九月十六日初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刊新亞生活月刊一九九零年十月十一日兩號，旋增訂再稿。一九九一年三月三十日校稿增補，呈錢師母審閱，六月八日最後增訂。